司馬光：资治通鉴·卷055·第20则

李靖上书请求按照先帝遗诏，穿平常衣服、到正殿办公，太宗没有同意。核心是守丧与理政的冲突。李靖认为遗诏允许简化丧礼，以便处理国事；太宗则坚持守孝，不愿因公务破坏礼制。这背后是孝道与政务的取舍。今天可借鉴：在规则与人情间找平衡，既尊重传统，也考虑实际需要。

荀悦评论说：如果功劳和道义足够封赏，那么追溯之前的事情也是可以的。《春秋》的原则是，毁掉泉台就批评，舍弃中军就赞扬，各自根据是否合宜来判断。假传圣旨这种事，先王是很慎重的，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做。如果假传圣旨影响大而功劳小，可以治罪；如果假传圣旨影响小而功劳大，可以奖赏；如果功劳和过错相当，就这样处理也可以。权衡轻重来制定合适的办法。当初，太子年少时喜好经书，宽厚博学、谨慎；后来却嗜酒，喜欢宴乐，皇上认为他没有才能。而山阳王刘康有才艺，母亲傅昭仪又受宠爱，皇上因此常有意让山阳王做继承人。皇上晚年多病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留连音乐；有时把鼓放在殿下，天子亲自到栏杆上，投铜丸击鼓，声音符合严鼓的节拍。后宫和左右懂音乐的人都做不到，而山阳王也能做到，皇上多次称赞他的才能。史丹进言说：“所谓才能，是聪敏好学、温故知新，皇太子就是这样。如果从丝竹鼓鼙中衡量人，那么陈惠、李微就比匡衡强，可以当丞相了！”于是皇上默然一笑。

桓温从白石上书请求返回姑孰，朝廷下诏升他为丞相、大司马，留京辅政，但桓温坚决推辞，仍请求回镇姑孰，最终获准。这背后是东晋朝廷与权臣之间的微妙博弈：朝廷想用高位把桓温留在京城，便于控制；桓温则不愿离开自己的根据地，以免受制于人。他反复辞让，既是对朝廷的试探，也是保持主动。最终朝廷让步，桓温回到姑孰，继续掌握实权。这说明在权力场中，位置比头衔更重要，离开根基去接受虚衔，往往意味着失去自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