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光：资治通鉴·卷167·第19则

核心是治国要摸清家底、提前备战，不能等出事再临时抱佛脚。要问：乡里谁在害人、多少士人服兵役、多少工匠能修城造兵器、存粮够吃几年、战车有多少乘、武器保养得怎样、该修没修的东西卡在哪里。还要查官吏和豪强中谁能在急难时顶上来。最后强调：打仗是危险的事，靠侥幸取胜、不义而得，都不是福气；谋划失误就会危国，所以必须慎重谋算才能保国。

百姓肯守城死战，并不觉得是在报答君主，原因有几种：一是家乡有亲人坟墓和田宅产业；二是乡里宗族让人留恋；三是君主平日教导慈爱深厚，别处找不到；四是山林湖泽的资源足以谋生；五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；六是刑罚严厉让人畏惧；七是奖赏分明让人心动；八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；九是对君主有厚功要报。如果靠不可信的人去谋略，用不肯守的百姓去求稳固，带不想战的士兵去侥幸取胜，这是用兵的三重糊涂。

君主之所以能做到有令则行、有禁则止，一定是因为所令的是民众喜欢的，所禁的是民众厌恶的。民众的本性，没有不想活而厌恶死的，没有不想要利益而厌恶损害的。所以上面命令做对人生存有利的事，命令就能推行；禁止伤害人的事，禁令就能止住。命令能推行，一定是因为民众乐于接受这个政策，然后命令才行得通。所以《形势》说“贵有以行令也”。核心是：政令要顺应民心，从民众的真实需求出发。为什么？因为违背民心的命令靠强制也难持久。怎么做？出台规定前先想：这符合大家的基本利益吗？能不能先小范围试，听听反馈再推广？背后的取舍是：一味迎合短期喜好可能损害长远利益，要在顺应民心和引导民心之间找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