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：孟子·離婁下·第7节

」 愛曰：「如《三墳》之類，亦有傳者，孔子何以刪之？」 先生曰：「縱有傳者，亦於世變漸非所宜。風氣益開，文采日勝，至於周末，雖欲變以夏、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況唐、虞乎？又況羲、黃之世乎？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則一。孔子於堯、舜則祖述之，於文、武則憲章之。文、武之法，即是堯、舜之道，但因時致治，其設施政令，已自不同。即夏、商事業施之於周，已有不合。故『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』。況太古之治，豈復能行？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。」 又…

問：「孔子正名，先儒說『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廢輒立郢』，此意如何？」 先生曰：「恐難如此。豈有一人致敬盡禮，待我而為政，我就先去廢他？豈人情天理？孔子既肯與輒為政，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。聖人盛德至誠，必已感化衛輒，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，必將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愛，本於天性，輒能悔痛真切如此，蒯聵豈不感動底豫？蒯聵既還，輒乃致國請戮。聵已見化於子，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，當亦決不肯受，仍以命輒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。輒乃自暴其罪…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 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昬； 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 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 故聖人云﹕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