巢元方：诸病源候论·第235则

这段话在讨论王畿千里之内的土地如何分配。有人算出王畿共有百同之地，即九百万夫，但扣除山林、川泽、城郭、道路等，实际可耕的只有六百万夫。作者认为这个扣除比例是合理的，但接下来把受田者定为三百万家就错了。因为按照封建制度，天子王畿千里，公侯百里，王畿相当于一百个公侯之国，可受田的农夫应有八百万夫，才能镇抚天下。若只有三百万家，王畿就只剩三十七个百里之国，根本不够强干弱枝。所以作者主张先按土地肥瘠确定田数，再按田数定赋禄，而不是先划封疆再去扣山林川泽。

这段书序简要列举了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时期的几篇文献。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，作《君牙》；任命伯冏为太仆正，作《冏命》；穆王还训示夏朝赎刑之法，作《吕刑》。周平王赐晋文侯秬鬯和圭瓒，作《文侯之命》。鲁侯伯禽在曲阜，徐夷兴起，东郊封闭，作《费誓》。秦穆公伐郑，在崤山被晋襄公击败，回国后作《秦誓》反省。这些篇目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具体政事和训诰。

1736年，富兰克林四岁的儿子因普通方式感染天花夭折。他长期痛悔，直到晚年仍后悔没给孩子接种。他讲这件事，是为了劝那些不给孩子接种的家长：有人怕孩子接种后出事，自己永远无法原谅自己；但富兰克林的例子说明，不接种同样可能带来终身悔恨。既然两种选择都可能后悔，就该选更安全的那种。核心不是责怪谁，而是提醒：面对风险，别让“怕后悔”替你做决定，要看哪种做法整体上更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