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光：资治通鉴·卷172·第46则

人的遭遇有顺有逆，哪能只让自己一个人事事顺遂？自己的情绪和道理有通有不通，哪能要求别人都顺着自己？用这个道理反过来对照自己、调治自己，也是一种方便的法门。核心是：别把自己的顺遂当成理所当然，也别要求人人合你心意。因为遭遇和性情本就参差，强求一致只会生怨。做法是遇不顺时先想“别人也这样”，要求别人前先问“我是否也做得到”。

徐爱问：像《三坟》之类的书，也有传下来的，孔子为什么删掉？阳明说：纵然有传下来的，也对后世的变化渐渐不适用。风气越开化，文采越盛行，到周朝末年，即使想变回夏、商的习俗，已经不可挽回，何况唐、虞呢？又何况伏羲、黄帝的时代呢？然而治理方式不同，道却是一个。孔子对尧、舜是祖述，对文王、武王是宪章。文王、武王的法度，就是尧、舜的道，只是因时制宜来治理，具体设施政令已经不同。即使夏、商的事业施行到周朝，已经有不合的地方。所以周公想兼采三王，有不合的地方，就仰头思考，夜以继日。何况太古之治，怎么能再施行？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略去的。又说：专门从事无为，不能像三王那样因时致治，而一定要施行太古的习俗，就是佛、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，不能像三王那样一本于道，而是用功利的心来施行，就是霸者以下的事业。后世儒者，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霸术。

有人问孔子“正名”是否指先告天子、方伯，废掉卫辄，改立公子郢。王阳明认为恐怕不是这样。孔子既然肯辅佐卫辄理政，必定是卫辄能倾心委国听命。圣人至诚，必能感化卫辄，让他明白无父不可为人，痛哭去迎父亲蒯聩。父子天性，蒯聩也会感动。父亲回来后，卫辄要让位请罪，蒯聩不肯受，群臣百姓又坚持要卫辄为君。卫辄就向天子、方伯表白罪过，一定要让国给父亲；父亲和群臣又表彰卫辄的仁孝，请求让他复位。最终卫辄不得已复位，像后世尊太上皇一样尊养父亲。这样君臣父子各得其所，名正言顺，天下可治。孔子正名大概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