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馬光：资治通鉴·卷177·第11则

君主需要谨慎对待四件事：一是德行未达到仁的境界，不能授予国家权柄；二是见到贤才却不肯让位，不能给予尊位；三是惩罚时回避亲贵，不能让他掌管军队；四是不重视农业、不开发地利却轻收赋税，不能让他治理都邑。这四件事是安危的根本。如果卿相不得人心，国家就危险；大臣不团结，国家就危险；军队统帅没有威信，国家就危险；百姓不眷恋产业，国家就危险。反之，德行仁厚就能得众，让贤就能使大臣和睦，罚不避亲贵就能威震邻敌，重视农业、开发地利、合理收税就能让百姓安于产业。

君主没有不想让百姓为自己所用的。要让百姓出力，必须法令确立、政令通行。所以治国役使民众，没有比法更有效的；禁止淫邪暴行，没有比刑更有效的。穷人不是不想抢富人的财，但不敢，是法不允许；强者不是不能欺凌弱者，但不敢，是怕刑罚。所以百官办事，用法律去考核，奸邪就不会产生；暴慢的人，用刑罚去惩处，祸乱就不会发生；群臣并进，用术数去驾驭，私心就无处立足。

管仲认为，治国必须建立一套“轨”的统计与管理制度，涵盖田地、人口、用度、乡里、产业、货币、县、国八个方面。不掌握这些数据，就无法治理国家。具体做法是：摸清每个乡的田亩数、人口数、粮食产量、货币流通量，计算全年口粮和余粮；统计妇女纺织的产量和剩余衣物；再根据土壤类型分类管理，如蒲苇地、竹木地、低湿地、水产地，官府要掌控这些资源，而不是只向百姓征税。对于高产田，官府若不管理，百姓就会自行占据，导致国家失去控制。核心是：治国要靠数据、分类和资源掌控，而不是盲目征税。